徐高/文

內需不足正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壓力。內需不足令我國企業經營困難，就業承壓，債務可持續性降低，經濟中風險點大量浮現。在今年7月24日政治局會議上，黨中央將“內需不足”列為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一個主要困難挑戰。

內需不足本質上是個收入分配問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所謂內需，就是國內的消費與投資。內需不足，就是國內消費和投資的需求低于國內供給能力。在內需不足的時候，如果外需（凈出口）也比較弱，經濟就會陷入總需求不足、生產能力過剩的蕭條狀態。嚴重的時候，甚至會導致企業大面積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當前我國的內需不足，再疊加上出口的走弱，已經給我國經濟帶來了明顯壓力。

乍看起來，內需不足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人的欲望是無窮的，總是希望得到更多。因此，經濟學對人們偏好的一個基本假設是“無饜足性”，即不管消費水平多高，更多的消費總能給消費者帶來更高效用。因此，不存在某個極限的消費水平可以讓消費者滿足，消費者總想消費更多。而另一方面，供給受限于投入要素的數量，以及技術水平，總是有限的。有限的供給與無窮的欲望相比，似乎怎么也不可能出現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問題。

但是，真正對經濟活動有影響的，并不是人腦子里的欲望。腦子里的欲望，如果沒有表現為市場上的購買活動，就不會對經濟活動產生實際影響力，而只是一些空想罷了。當我們在說需求不足，或是內需不足的時候，談到的需求是有購買力支撐，體現為實際購買活動的需求，也即“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人的欲望雖然是無窮的，但有購買力支撐，通過購買行為表現出來的欲望卻是有限的——有效需求是有限的。有效需求有可能低于供給，從而產生內需不足的狀況。

提出了“生產過剩”理論的卡爾·馬克思，相信有效需求不足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常態，并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滅亡。但比他更早認識到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是提出了“人口論”的馬爾薩斯。在1814年寫給大衛·李嘉圖一封信中，馬爾薩斯說道：“有效需求由兩個成分構成，購買力和購買愿望……一個國家，供給有可能超過需求。一國必然擁有購買它所生產的全部產品的購買力，但我很容易地設想它不擁有購買這些產品的愿望。”在馬爾薩斯寫下這封信4年之后，馬克思才出生。

馬爾薩斯說得很對，一國必然擁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購買它所生產的全部產品。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產出，也就是這個國家的收入，同時也就是這個國家的總購買力。當然，市場中的交易以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但貨幣雖然可由中央銀行無中生有地創造，但貨幣的真實購買力來自國家的產出。所以，不要被貨幣所蒙蔽，要看到一國的真實購買力其實是這個國家的產出。由于一國的產出就是該國的收入，所以有效需求不足不會是因為總購買力不足。

但馬爾薩斯講的“我很容易地設想它不擁有購買這些產品的愿望”，看上去與前文論述的偏好之無饜足性矛盾——如果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他怎么會在擁有足夠購買力的時候，卻沒有購買產品的愿望呢？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知道購買產品會出于兩種目的，消費和投資。消費是無饜足的，投資卻不是。消費者如果有可能，總是希望更多消費。但投資卻不是越多越好。投資以獲取投資回報為目的，投資意愿大小受投資回報率高低的影響。如果投資回報率太低，投資者就算手里有購買力，也不太會愿意購買更多投資品來投資。

所以，如果收入（購買力）大量流向了投資者而非消費者，投資者又因為投資回報率較低而缺乏投資意愿，那么投資者手里的購買力就不能充分變成購買行為，全社會購買力與購買意愿結合形成的有效需求就會低于總供給，從而讓內需不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內需不足本質上是個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中收入分配狀況與購買意愿未能匹配的結果。

當然，如果投資者本身就是消費者，就不會有內需不足的問題了。這種情況下，如果投資者缺乏投資意愿，他總是可以、也總是會把收入轉而拿去消費。這種情況下，內需不足的問題不會產生。

在真實世界中，投資者主要是企業部門。如果企業部門為消費者所擁有，就做到了投資者與消費者的合二為一。此時，如果投資回報率較低而讓投資意愿低迷，企業部門會通過分紅的方式將其收入轉移給擁有企業的消費者部門，從而增加消費者的收入和消費。這樣，低迷投資留下的缺口會被旺盛消費所彌補，讓內需維持在與供給相匹配的水平。

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與企業兩大部門之間存在著財富效應的聯系，收入就會根據投資回報率的變化自動在消費者與企業兩大部門之間調整，在投資回報率低的時候更多流向消費者部門，而在投資回報率高的時候更多流向企業部門。在這樣市場機制的調節下，購買力就會與消費和投資意愿有效結合，從而不會發生內需不足的情況。

我國內需不足的上中下三條對策

正如筆者在2023年6月28日發表的《需要全面糾偏對我國債務的認知》一文中所論述的：“我國因為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的財富效應聯系被割裂，在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時候，流向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和股權高度集中的私企）的收入并不會自動變成企業向居民的分紅。這就使得我國儲蓄過剩、投資過剩的問題不會被市場自動糾正。這是中國經濟長期消費不足、儲蓄過剩的原因所在。”

換言之，我國因為在消費者（居民）和企業兩大部門間的收入分配存在剛性，難以在投資回報率降低的時候自動增加消費者部門總收入占經濟的比重。這樣，我國大量購買力剛性留存在企業部門，與企業部門低迷的投資意愿結合，就導致了我國購買力總量雖然足夠，但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所以說，我國的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消費者和企業兩大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出了問題，從而導致購買力與支出意愿有錯配——消費者部門購買力不足，而企業部門支出意愿不足。

因此，要化解我國的內需不足問題，要么需要增加消費者的收入，解決消費者部門購買力不足的問題，要么需要刺激企業部門的投資，解決企業部門支出意愿不足的問題。如果兩者都不做，內需不足的問題會因為投資回報率的下降而加劇，并最終演變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由此邏輯，可以知道應對我國內需不足問題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調節收入分配，將更多收入從企業部門導向消費者部門，從而放松消費者的購買力約束，增加消費。這是推進消費轉型，化解內需不足的治本之策。筆者在2023年7月10日發表的《推進消費轉型需要“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一文，給出了這一對策的具體構想。

當然，收入分配調整是困難而緩慢的。在收入分配未能顯著改善之前，我國可用的“中策”是，提升企業部門（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即是用宏觀政策來刺激投資。而在占據了我國總投資主體的制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這三者中，后兩者因為不會像制造業投資那樣帶來產能擴張，加重供給過剩問題，因而更應該是刺激投資的主要對象。這也是基建投資和地產投資在次貸危機之后十多年來成為我國穩增長兩大主要抓手的原因。

不明就里的人很可能對“中策”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在做低效投資，會衍生出債務風險、經濟扭曲等一系列問題。在這些人看來，停止刺激投資，反而能讓市場出清，消除扭曲，從而讓經濟輕裝上陣。這派未認識到收入分配約束，并反對刺激投資的觀點，可被視為應對內需不足的“下策”。

“中策”固然有其問題，會付出投資效率低下，債務規模上升等代價。但“下策”更不足取。“下策”并不會像其鼓吹者想象的那樣帶來好結果，而只會把中國經濟引向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從理論上來講，我國內需不足根植于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很大程度上是我國企業所有制結構的產物。不再刺激投資、放任經濟增長下滑，并不會自動帶來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因而也不會自動消除內需不足問題，而只會讓內需不足變得更加嚴重。在實踐中也有前車之鑒。我國1998年到2002年曾經經歷過的5年長期蕭條和通縮時期，就是上一輪“下策”實施的結果。

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消費者部門收入占經濟比重仍然偏低的時候，我國理應采取“中策”，通過刺激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來穩定增長。這不是最優的選擇，卻是在收入分配結構約束下的約束最優，會帶來遠好于“下策”的經濟狀況。

以上，本文的討論都局限在封閉經濟中，并未考慮外貿往來對我國的影響。事實上，如果外需能夠蓬勃發展，完全可以掩蓋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至少暫時讓我國跳出總需求不足的陷阱。事實上，在2003到2008這幾年里，我國就因為來自美國的強勁外需拉動，進入了經濟繁榮期。但相比2008年前，我國經濟體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又增加了不少。世界其他經濟體拉動我國外需的難度變得更大了。此外，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也給我國外需增長帶來很大阻力。因此，當前很難指望外需能像2008年之前那樣幫我們解套，我國必須在上、中、下三策之間做痛苦的選擇。選擇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沒有十全十美的選項，每個選項都有其代價。

三策中如何做選擇，是政治決策。但作為經濟研究者，有必要把可能的選擇弄清楚，各個選項的后果講清楚，選擇背后的邏輯梳理清楚，以幫助決策者作判斷。不明就里的人往往會從一點出發，做局域性思考、直線性推斷，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他們可能懷著好心，卻會把中國經濟推向“下策”這一最壞的情景。

當前，面對內需不足帶來的經濟壓力，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風險，穩增長就是最大的防風險，是當前的當務之急。沒有看到內需不足背后的收入分配約束，在沒有增加消費者收入的情況下試圖刺激消費，在還需要投資創造需求的時候打壓投資，是內需不足問題日益惡化、經濟風險不斷加大，各方信心逐步走低的主要原因。當前，中國經濟急需用“中策”來穩住局面、爭取時間，再下大決心推進“上策”。如此，方能兼顧長短，讓經濟增長的列車繼續在軌。

（作者為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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